摘  要

　　随着雕版印刷的日渐普及，图书出版空前繁荣。在宋仁宗中期，实现了出版形态的转变，中国社会进入“印本时代”。宋初诸帝，听政之暇皆好读书。皇帝身先垂范地读经研史，右文抑武的政策引导以及“满朝朱贵紫，尽是读书人”的仕途诱惑，促使“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观念在全社会迅速传播开来。读书就等于走向富贵，宋朝人不断用勤奋与激情演绎着这个并不确定的公式。当读书成为生活乃至生命的一部分，进而由向往演化为精神时，它就脱胎成社会风尚。

　　关键词  宋朝；读书；出版；印本时代；社会风尚

　　宋朝统治者基于“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需用文德致治”^[1]的思想认识，“兴文教，抑武事”，^[2]形成了“以文化成天下”的基本国策。教育重心下移，造就了大量的读书人；出版业空前繁荣，书籍的获得变得比较容易。这一切使读书成为宋代的社会风尚。

雕版印刷的兴盛及印本时代的到来

　　长期以来，学术界围绕着“雕版印刷术的起源”争论不休，武汉大学曹之先生在《雕版印刷起源说略》一书中对关于中国古代雕版印刷起源的各种学术观点（“东汉说”、“晋代说”、“六朝说”、“隋代说”、“唐初说”、“唐中说”、“唐末说”、“五代说”）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并且提出了“往前推溯”的探究原则。他反对把雕版印刷发明的时间同普及时间混为一谈，认为任何发明创造从产生到应用都需要一个过程，雕版印刷也不例外。笔者在欣然接受“往前推溯”这一原则的同时，感慨曹先生像许多传统的出版史学者一样，高度关注印刷技术而没有更多地关注印刷技术给出版形态带来的变化。有鉴于此，笔者将把中国出版史上“印本时代的到来”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加以研究。

　　在大量历史文献中，北宋科学家沈括的记载常常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即冯道)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版本。”^[3]当代学者李彬称赞：“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此所做的概括，还是比较合实际的。”^[4]其实沈氏之说前半截符合实际，后半截“皆为版本”肯定不对。遗憾的是此种观点得到一些出版史学者的高调附和。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田建平先生在《中国古代出版传播方式及其价值》一文中提出：“唐末五代雕版印刷出版占据主导地位。”^[5]

　　雕版印刷是传播媒介的革命，它使书籍出版告别了抄写时代，具有了近代出版的指向，对士人的读书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代文豪苏轼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中写道：“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6]苏轼此文作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十一月，文中所言之“近岁”，是指宋仁宗至宋神宗这一雕版印刷迅猛发展、学术空前繁荣的时期。

　　景德二年（1005），虽然国子监祭酒邢昺（932-1010）就雕版印书之事向宋真宗作专题汇报说：“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史正义皆具……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7]但印本书还远未走入士人的读书生活。苏轼的祖父苏序（973-1047）。虽未有机会出仕，但却颇有学养，苏轼后来曾以“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8]夸示。其实，苏序的藏书并不多，四库乃经史子集分类，概指也；并不像后世之动辄万卷，卷则是确数。关于这一点，明代学者胡应麟总结说：“魏晋以还，藏书家至寡。读《南》《北史》，但数千卷，率载其人传中。至《唐书》所载，稍稍万卷以上，而数万者尚希。宋世骤盛，叶石林辈弁山之藏，遂至十万。盖雕本始唐中叶，至宋盛行，荐绅士民有力之家，但笃好则无不可致。”^[9]这段史料常被治史者引用，但笔者觉得“至宋盛行”之说过于笼统，必须作进一步的探究。

　　针对胡氏这段文字，笔者有两点需要特别说明：一是胡应麟的观点并不成熟，因为他还有另外的说法：“雕本肇于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10]二是胡所提到的叶石林，即叶梦得（字少蕴，1077-1148），是北宋晚期、南宋初期著名的藏书家。

　　生活的时代比邢昺晚,比苏轼、苏辙兄弟早的欧阳修（1007-1072），童年时曾寄居随州，发现了一本雕印的《昌黎先生文集》，珍爱有加。他记载说：“予少家汉东。汉东僻陋，无学者；吾家又贫，无藏书。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尧辅颇好学，予为儿童时多游其家。见有弊筐贮故书在壁间，发而视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落颠倒无次序，因乞李氏以归。读之，见其言深厚而雄博。……集本出于蜀，文字刻画，颇精于今世俗本，而脱谬尤多。凡三十年间，闻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后卷帙不足，今不复补者，重增其故也。”^[11]欧阳修后来成为文坛盟主，有许多聚书的便利条件，所以“藏书万卷”。但他对自己少年时代拥有的第一本印本书别有一番笃深的感情，曾说：“予于此本，特以其旧物而尤惜之。”^[12]

　　欧阳修所说的“今”是什么时候呢？这个问题，从欧阳修的《李秀才东园亭记》中可以找到线索。欧阳修在该文中说，随州“独城南李氏为著姓，家多藏书，训子孙以学。予为童子，与李氏诸儿戏其家。……逆数昔时，则于今七闰矣”。《李秀才东园亭记》写于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七闰”当为19年。所以，欧阳修于李家得韩文，当在大中祥符九年（1016）。根据《记旧本韩文后》中所说的“凡三十年间”推算，文中“今”时，应当在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这与苏轼所言之“近岁”，在时间上是吻合的。

　　上文征引欧阳修、苏轼等人的记载，可以帮助我们理出一个头绪：苏轼辈是印本时代的读书人。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雕版印书是北宋中期盛行起来的，对士人的读书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与苏轼同时代的黄庭坚在《浯溪碑》诗中说：“平生半世看墨本。”罗璧也曾说：“后唐明宗长兴二年，宰相冯道、李愚始令国子监田敏校六经，板行之，世方知镌甚便。宋兴，治平以前犹禁擅镌，必须申请国子监。熙宁后方尽驰此禁，然则士生于后者，何其幸也！”^[13]

　　支持本人观点的另一有力证据是，同样是在庆历六年（1046），朝廷科举考试方面有一项重大制度出台，即试题印刷制度。尽管大中祥符五年（1012）已经开始印刷试题，但成为科举制度众多程式中的一种刚性规定，则是庆历六年的事。《宋会要辑稿》选举三《科举条制》记载：庆历六年正月二十二日，朝廷采纳了“礼部贡院请自今进士并如诸科例印所出义题”的建议。这一规定，意义非同一般。《宋会要辑稿》的另一条重要记载显示，此前不久朝廷曾特地规定：科举考试“只于国子监有印本书内出题”^[14]。由此可见，印本成为书籍的主流是仁宗朝中期实现的。

　　媒介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象征，不仅传递信息，而且告诉人们存在着什么样的世界。在传播学者陈力丹那里，“印刷术的发明在文字媒介的传播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它打破了中古时代极少数人对信息传播的垄断，第一次造就了信息传播向社会下层转移的契机。印刷媒体成为第一种规模人群可以共同接触的传媒，并为启动公共教育提供了充分条件”。^[15]正如元代理学家吴澄（1249-1333）所言：“宋三百年间，锓版成市，版本布满于天下。而中秘所储，莫不家藏而人有。无汉以前耳受之艰，无唐以前手抄之勤。读书者事半而功倍，何其幸也。”^[16]

皇帝带头读书

　　宋代史学家范祖禹在谈到北宋社会文明时说：“本朝累圣相承百三十有二年，四方无虞，中外底宁，动植之类蒙被涵养，德泽深厚，远过前世，皆由以道德仁义、文治天下，主无不好学故也。”^[17]尤其是宋初诸帝，皆好读书。

　　行伍出身的宋太祖不仅自己读书，而且曾设法引导武臣读书，使其了解“为治之道”^[18]。太宗更是一个勤奋读书的典型，他多次对臣下说过“他无所爱，但喜读书”^[19]。《麟台故事》辑本卷三记载：“太宗崇尚儒术，听政之暇，观书为乐，殆至宵分，手不释卷。”他“命文仲为翰林侍读，寓直禁中，以备顾问”，开启了“侍读学士”之先河。太宗每天都给自己安排有固定的读书时间：“辰巳间视事，既罢，即看书，深夜乃寝，五鼓而起，盛暑永昼未尝卧。”^[20]在《太平御览》即将完成的前夕，即太平兴国八年(983）十一月，太宗下诏：“日进三卷，朕当亲览。”^[21]宰相宋琪等说：“穷岁短晷，日阅三卷，恐圣躬疲倦。”太宗却说：“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不为劳也。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因思学者读万卷书亦不为劳耳。”^[22]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在“禁中读书，自巳至申始罢”^[23]。有时因事耽误了读书，亦必于暇日予以追补^[24]。就这样，太宗一年读了千卷书，而且读得“深味其理”^[25]。据南宋蜀刻本《太平御览》卷首所引《国朝会要》记载，太宗读书时，“凡诸故事可资风教者悉记之。及延见近臣，必援引谈论，以示劝戒。”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书的记载可知，太宗曾援引史传及诸子书，与臣下一起探讨“君臣之际，先要情通”^[26]等有关治道的问题。太宗就是基于这种“终须以文德致治”的认识而勤奋读书的。他曾在雍熙元年（984）感慨道：“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法？”^[27]

　　宋真宗读书有明确的目的，正如当朝名臣王旦所说：“陛下博观载籍，非惟多闻广记，实皆取其规鉴。谈经典必稽其道，语史籍必穷其事，论为君必究其治乱，言为臣必志其邪正。”^[28]《玉海》卷五四记载了真宗审阅《册府元龟》初稿的情况：“景德四年(1007）十月癸亥，上谓辅臣曰：‘朕每因暇日阅《君臣事迹》（《册府元龟》的原名）草本，遇事简，则从容省览；事多，或至夜漏二鼓乃终卷。’”真宗自己曾说：“朕听政之外，未尝虚度时日，探测简编，素所耽玩。古圣奥旨，有未晓处，不免废忘。”^[29]

　　真宗之所以能在百忙之中手不释卷，甚至废寝忘食，他本人的解释是：“朕听政之暇，唯文史是乐。讲论经艺，以日系时，宁有倦耶？”^[30]

　　太宗、真宗对皇子皇孙诸王的读书也非常关心。太平兴国四年(979），“初置皇子侍读，以左赞善大夫杨可法为之”。^[31]太平兴国八年(983），“诸王及皇子府初置谘仪、翌善、侍讲等官，以户部员外郎王遹、著作佐郎姚坦、国子监博士邢昺等十人为之”。^[32]雍熙二年(985）五月辛未，以观城毕士安等四人为诸王府记事参军，太宗勉励他们说：“诸子长于宫廷，未闻世务，必资良臣贤士赞导为善，使日闻忠孝之美。卿等谨恪有行，故兹遴选，宜各勉之。”^[33]至道元年(995）正月，“始命司门员外郎开封孙蠙为皇侄皇孙教授”^[34]。而这些侍读、翌善等官，也都能尽职尽责。比如雍熙四年(987）八月，邢昺献《分门礼选》20卷，太宗对其中《文王世子》篇甚为满意，因向内侍问道：“昺为诸王讲说，曾及此乎？”内侍答称：“诸王常时访昺经义，昺每至发明君臣父子之道，必重复陈之。”太宗为此“赐昺器币”^[35]。再如，姚坦为益王(太宗第五子元杰)府翌善，益王每有过失，姚坦即尽言规正，因此引起益王不满，“左右乃教王称疾不朝”。后来太宗查明真相，安慰姚坦道：“卿居王宫，为群小所嫉，大为不易。卿但能如此，不患谗言，朕必不听也。”^[36]对那些辅导无状的侍讲等，则加以责贬。许王(太宗次子元僖)府谘议、工部郎中赵令图，侍讲、库部员外郎阎象，就因辅导无状，免所居官，仍削两任。^[37]

　　真宗十分关心对官僚子弟的教育。咸平四年(1001），冯拯等人上言：“请令群臣子弟奏补京官或出身者，并试读一经，写家状，以精熟为合格。”^[38]大中祥符二年(1009）四月诏曰：“应以门资授京官年二十五已上求差使者，当令于国学听习经书，以二年为限，仍令审官院与判监官考试讫，以名闻。是秋当引对者九人，大理评事钱象中、奉礼郎陈宗纪以学业未精，令且习读，俟次年引对。”^[39]大中祥符三年七月，真宗又下诏：“南宫、北宅大将军已下，各赴书院讲读经史。诸子十岁已上，并须入学，每日授经书，至午后乃罢。仍委侍教教授、伴读官诱劝，无令废惰。”^[40]真宗还写有《劝学诗》（见《绘园解人颐》卷一）号召士人读书做官：“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在统治者的诱引下，读书就等于走向富贵，宋朝人不断用勤奋与激情演绎着这个并不确定的公式。

勤学苦读成世风

　　在宋代，朝廷用人很看重学历。史载，陈师道（1053-1102）少学文于曾巩：然无意仕进，巩荐其修史，以布衣未用。元祐初由苏轼荐为徐州教授，后又为颍州教授，但又在绍圣初遭到“论其进用非由科第”而罢归。

　　“优待文士”^[41]的政策引导和“满朝朱贵紫，尽是读书人”^[42]的仕途诱惑，以及皇帝身先垂范地读经研史，促使“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观念在全社会迅速传播开来。在许多地方，人们视读书为要务。在吴郡，“父笃其子，兄勉其弟，有不被儒服而行者，莫不耻焉”^[43]。江西饶州“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与其子与夫不学为辱”^[44]。福建居民更是“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45]。南宋后期福州已是“城里人家半读书，学校未尝虚里巷”^[46]。有的商人向往读书，将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据《宋史》记载，许骧的父亲许唐，先为商人，“尝拥高赀于汴、洛间，见进士缀行而出，窃叹曰：‘生子当令如此。’因不复行贾，卜居睢阳，娶李氏女，生骧，风骨异秀。唐曰：成吾志矣。郡人戚同文，以经术聚徒，唐携骧诣之，且曰：唐顷者不辞，父母死，有余恨，今拜先生，即吾父也。又自念不学，思教子以兴宗绪。此子虽幼，愿先生成之。”许骧不负父望，通过科举步入仕途为官。^[47]

　　当一种向往变成精神，进而演化为美丽的传说时，它就脱胎成社会风尚。《嵩书》卷十一《灵绪篇》收录了《任生读书嵩山，拒仙女求姻》的民间故事。这个故事来源于张君房《云芨七签》，大意是讲一位任姓的书生隐居嵩山读书，一个“颜色绝代，服采异常”的仙女三番五次地向其示爱求姻，其心不为之动。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在当时弥漫于大江南北。正如晁冲之的《夜行》诗所云：“老去功名意转疏，独骑瘦马取长途。孤灯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

　　范仲淹刻苦读书的事迹也为人们称道。据宋人楼钥记载，范仲淹曾在长山(今山东邹平县南)醴泉寺僧舍读书。“日作粥一器，分为四块，早、暮取二块，断数茎入少盐以之。如此者三年。”后入南都(即应天府)学舍“昼夜苦学，五年未尝解衣就枕。夜或昏怠，辄以水沃面。往往粥不充，日昃始食”^[48]。《宋史》本传亦有类似记载：仲淹读书“昼夜不息。冬日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这样废寝忘食，成年累月坚持不懈地寒窗苦读，既是出于“以天下家国为己任”^[49]的信念，也是出于对人生境界的追求。

　　比范仲淹稍晚的王安石，嗜书成癖。宋人邵伯温记载有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好读书，能强记，虽后进投艺及程试文有美者，读一过辄成诵在口，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措意，文成，观者皆服其精妙。”^[50]邵伯温还讲了一个故事：“王荆公初及第为签判，每读书至达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韩琦)见荆公少年，疑夜饮放逸。一日从容谓荆公曰：‘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51]王安石晚年罢相居钟山，仍嗜书不辍。

　　读书蔚然成风，书香弥漫，相互感染，往往导致某一地区名士集中涌现，形成人才高地。如今的江西在宋代更是人才辈出，精英荟萃。抚州临川(今抚州市)是晏殊、晏几道、曾巩、王安石等名儒硕彦的故乡。离抚州不远的吉州庐陵(今永丰县)北宋时出了个文坛领袖欧阳修，南宋又有“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离庐陵很近的吉州吉水(今吉水县)是“南宋四大诗人”之一杨万里的故乡。与抚州一衣带水的鄱阳(今波阳县)是南宋大词家姜夔的故里。抚州西北的洪州分宁(今修水县)是大文豪黄庭坚的家乡。

　　结合欧阳修的为人为文，今人赵志伟概括了中国的文人的一大特点^[52]：凡在官场上受挫折了，便常把精力放到读书作文上去，所谓“穷则独善其身”。欧阳修为梅尧臣文集写序时曾说过“诗穷然后工”，意思是说诗不能使人困窘，而困窘的环境反而使诗人的作品写得更好。对欧阳修自己来说情况也是如此。他一生写了无数文章，一大部分是因不满自己遭遇而写的。苏轼在《东坡志林》里记载：有人向欧阳修讨教作文的窍门，欧阳修回答说：“无它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见之。”^[53]欧阳修常对人说：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他一辈子靠的便是“勤”。据《朱子语类》卷一三九记载：有人买到《醉翁亭记》手稿，手稿中第一句原本作“滁州四面有山”，凡数十字，最后才改定“环滁皆山也”。

　　欧阳修晚年号“六一居士”，有人问他：“‘六一’何谓也？”他的回答是：“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一壶酒。”客人说：“是为‘五一’尔，奈何？”欧阳修笑着说：“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欧阳公事迹》里这样写道：“先公平生于物少所嗜好，虽异物奇玩，不甚爱惜，独好收蓄古文图书。集三代以来金石铭刻为一千卷，以校正史传百家讹谬之说为多。藏书一万卷，暇日惟读书，未尝释卷。”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曰：“如公器质之深厚，智识之高远，而辅以学术之精微，故形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隽伟，怪巧瑰奇。其积于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发于外者，烂如日星之光辉。”^[54]吴充作欧阳修《行状》曰：“居三朝数十年间，以文章道德为一世学者宗师。”

　　读书已是宋代士人生活乃至生命的一部分，许多人写下了优美或凄凉的读书诗。陆游读书甚多，有“书痴”之称。陆游十三四岁时读陶渊明诗，“欣然会心，日且暮，家人呼食，读诗方乐，至夜卒不就食”。他写有一首诗曰：“儿时爱书百事废，饭冷胾干呼不来。一生被误终未醒，老作蠹鱼吁可哀。”陆游读书的收获很大，读书的劲头有增无减，年近八十岁时，仍克服一切困难坚持挑灯读书到半夜。其《秋夜读书》云：“门前客三千，帐下兵十万。人生可意事，随手风雨散。不如一编书，相伴过昏旦。岂惟洗贫病，亦足捍患难。老夫垂八十，岩电尚烂烂。孤灯对细字，坚坐常夜半。”^[55]

　　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记载说：“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56]庞大的读者群，造就了强大的图书购买力。当时，不仅有财力者聚书满屋，一般士人也纷纷购书，甚至有的人不惜为买书而举债。正如郑刚中的一首诗所云：“他人将钱买田园，尚患生财不神速。我今贷钱买僻书，方且贪多怀不足。较量缓急堪倒置，安得瓶中有储粟。自笑自笑笑我愚，笑罢顽然取书读。”^[57]

　　为了把人们“从对媒介影响的麻木状态中唤醒”，当代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等著作里推翻了传播内容高于内容载体的传统认识。他提出“媒介即讯息”、“媒介是人的延伸”等观点，强调媒介的形态比其传递的内容更重要，一种新媒介问世，不管传递了什么内容，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些变化。当图书出版在宋代成为文化传播的主流方式之后，为整个社会文化不断补充营养，文化在聚集、整合过程中得以传播、融合。书香弥漫为中国古代的新文化提供了新的生成基础。

　　作者简介：周宝荣（1964-  ），男，河南灵宝人，河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编审、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唐宋文化与教育传播。

　　项目来源：教育部“十一五”规划课题（FAB06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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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三五，淳化五年二月.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 .

　　[37] 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M]:卷九，诸王事迹.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38]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四八，咸平四年二月壬戌.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 .

　　[39]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七一，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壬子.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 .

　　[40]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四，大中祥符三年七月壬寅.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80 .

　　[41] 陆游.老学庵笔记[M]:卷六.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

　　[42] 张端义.贵耳集[M]:卷下.丛书集成初编本 .

　　[43] 范成大.吴郡志[M]:卷四，学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

　　[44] 洪迈. 容斋随笔[M]:四笔，卷五，饶州风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45] 脱脱.宋史[M]:卷八九，地理志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

　　[46]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M]：卷四○，土俗类二.宋元地方志丛书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 .

　　[47] 脱脱.宋史[M]:卷二七七，许骧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

　　[48] 范仲淹.范文正公集[M]:附，四明丛书·范文正公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

　　[49] 脱脱.宋史[M]:卷三一四，范仲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

　　[50]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M]:卷一一.丛书集成初编本 .

　　[51]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M]:卷九.丛书集成初编本 .

　　[52] 赵志伟.书声琅琅[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第130-132页.

　　[53] 苏轼.东坡志林[M]: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1.

　　[54]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M]:卷八六.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 .

　　[55] 陆游.剑南诗稿[M]:卷四七，秋夜读书.北京：中华书局，1976.

　　[56] 洪迈.容斋随笔[M]:四笔，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7] 郑刚中.北山文集[M]:卷二，自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